“我是学地理的，地理学在我们国家属于理科，而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主要是社会科学方面的，实际上地理学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交叉的学科，所以地理学经典著作列入这套丛书具有特殊的意义。我手头有一本商务印书馆1939年出版的《地理哲学》，是王云五老前辈编的地理学丛书中的一种，对地理学的学科地位进行了哲学解释。可见商务印书馆注重地理学理论著作出版的传统久矣。在相当程度上，我学地理，至少在地理学理论学习上，是从读商务的书开始的。”2021年5月22日，在“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四十周年座谈会暨第二十辑专家论证会上，作为汉译名著的译者和专家论证会成员，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蔡运龙的这番发言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共鸣。和很多人一样，蔡运龙最初是商务的读者，后来成为商务的译者和著者。的确，他每每出席商务的座谈会，总有言者不约而同地说到“我是读着商务印书馆出的书进入学术界的”。
回想当年，蔡运龙开始学习地理学的时候，如饥似渴地阅读课堂教材以外的地理学著作，可读到的那些书，正应了Geography的字面意义，基本上全是关于世界或某地的“描述”。“我那时井蛙观天却又血气方刚、好高骛远，一直思考地理学的思想和理论何在?这时读到了商务出版的《地理学性质的透视》，这是一部从哲学高度总结地理学理论和方法论的著作，也是第一本列入汉译名著的地理学著作。读后才知道地理学的思想、理论以及关于思想、理论的争论是如此深邃、精彩，这本书为我打开了一扇地理学理论宝库的大门。”
1986年，蔡运龙考入中科院地理所，师从著名地理学家赵松乔先生攻读博士学位，而赵先生正是《地理学性质的透视》的译者(署名黎樵)。读博期间，赵松乔看他英文的阅读能力不错，中文表达能力也还行，于是推荐他参加哈维著《地理学中的解释》的翻译工作。“翻译的过程很艰难，有时候甚至一段话要琢磨一整天才搞清楚是什么意思。”原因在于：一是作者哈维的英文表达非常深奥，而且这本书又是讲的哲学方法论，本身内容就很抽象。二则，这是蔡运龙翻译的第一本书，以前他虽然也有翻译的经历，但都不过是一些小文章而已。
1996年，被称之为西方地理学圣经的《地理学中的解释》书被列入汉译名著系列出版。“高泳源先生翻译的前两章，我师妹刘立华翻译了中间几章，最后七八章压阵部分是我来翻译的。”除了翻译本身的难度，那时候条件也比较艰苦，没有电脑，译稿都是手写，稿纸上画得乱七八糟，一本六百多页的大部头的译稿，抄写也是一个大工程。那时候，蔡运龙还得一边忙着写博士论文，好在有夫人帮忙，动员她那些闺蜜们一起誊抄译稿。
参与翻译这本书，蔡运龙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自我学习和提升。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他老是感觉缺少一些理论基础和支撑。论文做的是土地类型，涉及到方法论当中的分类，正好这本书中专门有一章谈这个问题，于是他一边翻译，一边将分类的理论知识大量引用到自己的论文中。如今，距离这本书的出版已过去了25年，考虑到当年翻译时精力尚不能全部投入，且功力、学养方面有所不足，翻译这样的大部头难免有缺憾，现在回头去看，书中有些地方还需要推敲，他期待以后能有机会重新翻译。
1990年，他受邀参加商务在北京西山召开的汉译名著专家论证会。会上，除了赵松乔先生，尚在北大做博士后的小字辈蔡运龙，还见到了吴传钧、葛以德这些民国时期就留学海外的地理学界老前辈和杨吾扬、牛文元等风头正劲的地理学家。“跟他们在一起，确实是受益匪浅。”至今，蔡运龙在商务已出版了九本著作和译作，除了《地理学中的解释》，他翻译的《哲学与人文地理学》后来也被收入汉译名著。这本书将地理学有关的哲学分为四种：经验主义哲学、实证主义哲学、人文主义哲学、结构主义哲学。地理学，尤其是人文地理学，和哲学思想有密切关联，而中国的地理学界却很少注意理念论、现象学、存在主义等这些西方人文主义哲学理论。出于“补课”的需要，他早在博士期间在地理所资料室看到这本书时，就非常感兴趣，加之到北大工作后又深受林超和陈传康两位导师的影响，对理论的兴趣进一步加深。在没有出版方邀请的情况下，自己就开始着手翻译了。翻译完成，原本计划收入“西方现代学术文库”，后因故搁浅。后来他将译稿交给了商务，没想到出版后，受到了地理学界的广泛欢迎。
当初在导师赵松乔的推荐下参加翻译工作，其深层动力还是来自于他对理论的兴趣。“风格即人”，如果说学者也能以风格标示的话，那么在中国地理学界，蔡运龙是以理论和思想著称的。而这，蔡运龙归之于从翻译工作中获得的益处。“现在国内几乎所有的地理学者都在疲于奔命，项目太多，这些项目大多针对具体的实际问题，适应国家需求，但与此同时忽略了地理学本身的理论建设。”而汉译名著所收的经典地理学著作以及由蔡运龙参与主编的“当代地理科学译丛”，对我们国家的地理科学理论建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前不久，中国地理学会发布了“地理科学十大经典读本”，这是通过地理学界广泛推荐、评选，最后选出的十大地理学名著，十大读本中有七本是商务出版的，其中包括列入汉译名著和“当代地理科学译丛”中的地理学译著。
“当代地理科学译丛”出版时，作为该丛书的编委，蔡运龙应现任商务总经理李平之邀写了译丛序言。“对国外学术名著的移译无疑是中国现代学术的源泉之一，说此事是为学的一种基本途径当不为过。地理学界也不例外，中国现代地理学直接就是通过译介西方地理学著作而发轫的，其发展也离不开国外地理学不断涌现的思想财富和学术营养。感谢商务印书馆，她有全国唯一的地理学专门编辑室，义不容辞地担当着这一崇高使命，翻译出版的国外地理学名著已蔚为大观，并将继续弘扬这一光荣传统。”序言中的这段话，是蔡运龙的肺腑之言。
蔡运龙认为，中国地理学的发展需要加强理论的支撑。在中科院院刊某一期中，他读到一位地理所毕业的学者的文章。文中指出，我们国家现在的自主创新遇到了一些瓶颈，显露出了我们科技界的一些问题：科研投入大规模增加，但科研产出并没有相应成比例增加，反而是出现了低水平的重复;还有科学体系缺失，原始创新匮乏，科学大师难产，学术生态恶化。“作者认为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哲学的贫困。我们科学界对于西方的科学技术只注意它的方法论，而没有注意它的思想，这就使得我们缺少了科学精神，包括所谓学术生态的恶化都和哲学、伦理的贫困有关系。”蔡运龙深以为然，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外经典地理学著作的引进和翻译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和贡献。
在“地理科学十大经典读本”发布会上，蔡运龙将自己的这些译著称之为“坐冷板凳的结果”，而且也很享受这种坐“冷板凳”的感觉。但长期坐“冷板凳”的另一结果就是腰部痛疼，汉译名著四十周年纪念大会那天，五月下旬的北京已是非常炎热，因为腰痛，他必须在衬衫外戴上护腰，在接受本报采访时，细心的商务编辑特别为他找了一把较为硬实的带靠背的椅子。除了腰疾，老先生看上去面色朗润，身板笔直，丝毫没有73岁的老态，在大会结束合影时，他还特意解下了护腰。(中华读书报记者陈菁霞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