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一封祝寿信说起
8月26日就是汪子嵩先生的百岁诞辰了，突然想起2011年汪先生90华诞时，国际知名的古希腊哲学专家余纪元特地从美国寄来祝寿信，回忆汪子嵩对他的培育之恩，情感十分真挚。
余纪元时为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哲学教授，不久后当选为国际中国哲学学会主席，在国际哲学界享有盛誉。他始终将汪子嵩视为最重要的人生导师。尤其在西方长期求学的过程中，他一直与汪子嵩频繁通信，汇报自己学习的感想、困惑、心得。而汪子嵩则一如既往地将回信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地写在方格子里，解答余纪元的疑难，阐述自己对《希腊哲学史》的构思、见解，同时询问国外的研究动态，表达对中国古希腊哲学研究的信心与期望。余纪元一直珍藏着汪子嵩的信件，声称“他们给我的教益与激励是难以言表的”。
最难忘的一件事是：20世纪90年代，汪子嵩把古希腊哲学“being”翻译的一些文章寄过来之后，余纪元有感而发，把自己对亚里士多德的“on(being)”的概念的理解草拟成一文，以长信寄给老师，“意在博老人家一笑”。可是，令余纪元万万没有想到的是，70多岁的汪先生竟然花费三天时间，把信中的潦草文字誊写在格子纸上，然后以余纪元的名义送给《哲学研究》。这篇《亚里士多德论ON》公开发表后，成为中文世界研究亚里士多德的一篇标志性文章，给余纪元带来很大的荣誉。这件事令余纪元的内心感到震撼，在感恩汪公的同时，深深感慨：“真的不知世上是否有几位以如此心血栽培晚辈的师长!”
余纪元的这段文字，让我联想到汪子嵩与几位学生共同撰写《希腊哲学史》的往事。
师生同心，28年完成一项学术壮举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汪子嵩正带领陈村富、姚介厚、范明生三位学生一起撰写卷帙浩大的《希腊哲学史》第一、二卷。汪子嵩是整个项目的总负责人，要负责整体规划以及统稿、定稿。第一卷由陈村富、姚介厚、范明生三人分别执笔，由汪子嵩撰写序言，并负责统稿、定稿。第二卷，汪子嵩除负责全书统稿外，还亲自撰写了后期柏拉图部分。当时尚无电脑写作条件，四人又分别住在北京、上海等不同的地方，为彼此的交流与统稿工作带来很大的麻烦。然而，汪子嵩总是不厌其烦，在收到三人撰写的初稿后，总要和大家讨论修改意见，之后还要自己动手将修定稿写好，下面垫上复写纸复写三份，分别寄给三人，然后又将综合三人的意见而修正的第二稿复印三份，再寄给他们过目，直到第三稿才交给出版社……汪子嵩当时已担任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理事长，可谓德高望重，可是他不仅没有一点架子，而且要把学生们上百万的文字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地写在格子纸上(单是《希腊哲学史》第一卷公开发表文字就有86万)，那要花费多大的心血呀!单是这一点，就足以令人敬佩不已。而在主持撰写《希腊哲学史》的过程中，汪子嵩还有很多出人意料的举措。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赵修义曾是北大哲学系55级学生，一直关注老师汪子嵩的希腊哲学研究。1997年，赵修义应邀参加《希腊哲学史》第四卷的开卷会议，忍不住问陈村富：“这本书没有主编，署名按四位作者年龄顺序排列;你是汪先生的学生，课题又是汪先生主持的，这样排，你安心吗?”陈村富顿时着急了，赶紧解释：“这可是汪先生坚持的。在第一卷定稿会后，在从重庆到武汉的船上，汪先生一本正经地向我们宣布两条：第一，他不当主编，四人按年龄排名。他说：‘你们现在都还是讲师、助研，还要评职称，如果都挂在我名下，你们就受影响了。谁执笔的，就算谁的成果，我在序言中一一说明’;第二，‘谁执笔的，稿费就归谁。修改、誊清，一分不拿，你们不接受，那我就拿5%。’”赵修义又问了另一个问题：“像《希腊哲学史》这样的巨著，为什么出版后少见书评?你怎么不找人写写?因为现在许多书都是这样做的。”陈村富解释：“这也是汪先生定下的规矩;第一卷出书后他就说：‘我们还要写后三卷，希望能听到一些读者的真实意见。所以，我们四人都不要邀人捧场写书评。’”听到陈村富这样的解释后，赵修义对自己的老师更敬佩了，不由地感慨：“高尚做事，低调做人，敬畏学术，精益求精”，这就是汪先生的风格，也是汪先生带出来的几位“磨剑者”的风格。
“磨剑者”之一的陈村富，是北大哲学系55级学生。读本科时，他见证过汪子嵩作为北大哲学系负责人给学生上课的历史：“开学不久消息传出，我们的第一门课辩证唯物主义是由一位全校最早提升的副教授、系党政领导亲自开设的。我们就是在这种氛围下第一眼认识了汪先生，给我的印象是满面春风、和蔼可亲，还写得一手好板书。讲课条理清晰，再抽象的哲学范畴、原理经他一解释，就觉得清楚明白，剩下的疑问、难点就由指导课堂讨论的助教去解决了。很幸运，接踵而来的马列原著，《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哲学编，《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又是汪先生亲授。”读研究生的时候，他见证过汪子嵩这位新中国成立前就是中共地下党员、为北京大学做出卓越贡献的领导人物在特殊年代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漏网右派”帽子，之后又被赶出马列教研室、落户西哲史教研室等历史，而且在自己碰到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许多具体问题不好解决时，被导师任华介绍去找汪子嵩请教，从而有了多次直接的交往，亲身领略了汪老师的“大度、热情和卓识”。
正因为有过这样的交往，所以才有“文革”后师生间的第一次会面以及后来一起长年合撰《希腊哲学史》。对此，陈村富这样回顾：“(汪先生)第二次是自己迫切想回到古希腊学术家园的。1978年7月在北京朝阳区党校召开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哲学讨论会’上作大报告后，就想‘回家’了。我正是在那个会上，死守住他必经的大门，迎来了1963年后15年的第一次会面。因此，组建西方哲学史多卷本古希腊哲学卷时，他自然就想到我。汪先生因故未参加同年10月在芜湖召开的全国首届外哲史大会。这是一次外国哲学领域研究的思想大解放的会议，正好我同范明生分在同一个大房间。两人一拍即合。受这个会的鼓舞，贺麟至友、原杭大严群教授答应翌年开设希腊语，北大李真来杭同我一起学习一年，后来李真赴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换成姚介厚，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四人撰写班子。”
这四人班子的每一个成员都挚爱着古希腊哲学。汪子嵩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是西南联大哲学系的高材生，是享有世界声誉的“直接打通了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的中国第一人”陈康教授的高足，虽然从事行政工作多年，但无时不刻想回到古希腊哲学的纯粹研究当中。陈村富则在北大研究生期间产生了对古希腊哲学的兴趣，此后终身不变。范明生则在“文革”期间埋头于柏拉图的研究当中，乐此不疲。姚介厚在读研究生期间涉猎最多的就是古希腊哲学，机关工作多年后，又无比兴奋地返回到希腊哲学的研究当中。可以说，撰写《希腊哲学史》这个超大轮船，是在大家的共同的挚爱中起航的。而汪子嵩是这艘巨轮的掌舵者。
四大卷《希腊哲学史》是历时近30年才完成的，第四卷加入这个队伍的还有包利民、章雪富。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他们经受了市场经济大潮、“哲学边缘化”舆论等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可是有汪子嵩这样的老师从容不迫、专心致志地掌舵，并无私地提携和帮助他的学生们，大家最终克服了来自经济和精神各方面的压力，最终完成了这一近500万字的中国学术史上的壮举。
这样的师德，永远被大家怀念
汪子嵩担任老师的时间主要是在1952年到1963年北大哲学系任教期间。对于他的这段历史，哲学家杨祖陶如此评价：“子嵩兄在哲学系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为人正直谦和，亲切坦诚，坚持原则，办事果断。除去系务工作还同时主讲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那几年的毕业生很多成了全国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骨干，直到现在不少人虽已白发斑斑都还记得和感激教育和培养他们的老师——汪子嵩，特别是在反右运动中汪老师对青年学生的保护令人刻骨铭记。这是子嵩兄对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教育留下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按理说，汪子嵩在1964年就离开北京大学了，时间的流逝会让人忘记很多事情，然而，北京大学始终没有忘记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师。尤其是亲身接受过汪子嵩教导的众多学生，更是始终想念着他。赵修义这样回忆：“进入90年代以后，北大哲学系办过几次系庆，数百上千的校友在小礼堂或者大讲堂相聚，每每都要请汪先生讲话。可是这位50年代院系调整前后主事、为北大哲学系付出巨大心血的元老，这位为主持公道、蒙受过打击的长者，从未说过自己的功劳，相反，总是叙说自己工作的不足，尤其对在极左政策下的某些做法做真诚的检讨。这种自律精神，在表扬和自我张扬成为风气的时下，更显高尚。”2010年10月10日，北京大学隆重举办“感谢与祝福：汪子嵩、张世英、黄枬森三老九秩百人学术研讨会”，三老同庆90秋，被传为学界佳话。
哲学界还有不少学者，虽然不是汪子嵩直接教导的学生，但因深受其影响与帮助，视其为自己的老师。正如江怡教授所言：“其实我们这一代人都是读着汪先生他们的著作长大的，我们进入西方哲学研究的这个领域也是受到汪先生的指引。”
除了哲学界，深受汪子嵩学识和人格感染的，还有其他学科的晚辈学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王勇、付相波便因2006年登门请教，受益良多。所以，即便过去很多年，他们仍在2021年写长文纪念汪子嵩先生。
美好的师德还会隔代相传。汪子嵩的学生的学生——浙江大学教授应奇就深为有汪子嵩这样的太老师而感到自豪，特写《太老师汪子嵩》一文以纪念。在文中，他回忆了这样一件事：2008年，余纪元带他参观美国尼亚加拉大瀑布时，很自然地谈到了汪老师的“器重”与“栽培”，并动情地说：“当年那篇《亚里士多德论ON》并非自己投给杂志社的，是汪先生从‘小余’(指余纪元本人)和他的学术通讯中整理连缀而成并交给《哲学研究》发表的。”
汪子嵩的师德，与汤用彤、陈康等老一辈名师诲人不倦的师德一脉相承，而又带着他那个时代的特点。这样的师德又是超越时代的，是汪子嵩先生为后世留下的非常宝贵的精神遗产。
